水災後，南台灣準備進入漫長的重建的道路，現在回想起兩週的救災指揮，心中有三個無法抹滅印象，也讓我想起了一本名作，前美國總統尼克森在1982年寫的《改變歷史的領袖Leaders》。
第一個印象是，王立第二戰研所作者的形容，如果八八水災是一場戰爭，台灣早已滅亡了；第二，台灣的面子在這次的災難中，完全丟人現眼，特別是國際媒體不斷針對馬的領導能力與言談，讓過往的「科技島」與世運建立的形象完全破滅；第三個印象，是李登輝對馬英九的形容，少爺當政，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，花拳繡腿是起不了作用的。
談到尼克森，多數人會想到兩件事，一是因水門案而第一位辭職的美國總統，二是1972年 他以總統身份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，扭轉了當時的國際情勢。此外，他也是唯一擔任過兩任副總統與總統職位的領袖，同時也是富有文采與戰略的政客。這裡的政客 一詞，並非貶抑，而是以劉必榮老師在此書序中所言「在現實世界中，政治就是妥協，民主就是政治。要當政治家，首先就得是個成功的政客。」
在 此，我並非要推薦這本書，只是此時重讀，感觸很深，特別是部份人民在傳統觀念束縛下，仍將總統錯當天子，而在媒體拿起李登輝甚至是溫家寶對比起馬英九時， 我突然想起書中尼克森描寫的偉大領導者的特質，與平凡領導者的基本條件，雖然尼克森在書的始頁題詞「獻給未來的領導者」，但或許將這些箴言視為「檢視現在 的領導者」也是別有一番省思或幻滅。
只有當一位領袖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戰時，我們才能充分衡量出其偉大的程度。
渺小的人物在一次巨大危機中領導一個偉大的國家，顯然會經不起偉大的考驗。
邱吉爾在整個生涯中總是敢作敢為的，他有時也有點魯莽，但從來不害怕失敗。
當這些人聽到邱吉爾對蘇聯擴張的危險發出警訊時，許多人還是不願意相信，但事實又一次證明他是正確的。他再次走在時代的尖端，引導社會的輿論，而不是做輿論的尾巴。
他準備戰爭為的是避免戰爭。他進行戰爭的目標只有一個︰建立一個到處都有正義和平的世界。他贊成和平，但反對不惜一切代價換取和平。
莎士比亞曾經寫道︰「有的人生來就是偉大的，有的人是經過奮鬥達到偉大的，還有一些人的偉大是別人硬捧出來的。」從邱吉爾漫長的一生和他的事業中，可看到這三者兼具的例子。
真正溫和的人物很難善用權力。一個領袖人物有時為了盡到職責，必須堅強到幾近無情。如果他對艱難的任務優柔寡斷，或因婦人之仁而手軟，那麼他就做不好他份內的工作，或者壓根就不會去做這項工作。
遠見—懂得應該領導人們走哪條路—蘊藏在偉大領袖的心中。
戴高樂向我表示︰「我是為後天的報紙制訂政策的」大多數政治領袖總是忙於應付當天的頭條新聞與當下的壓力，以致看不到長遠的前景。然而戴高樂卻不是為當下生存，他利用當下。
戴高樂知道，光有遠見是不夠的。領袖不僅必須對份內的事做出正確的決定，而且還要能說服別人去做。
他個人並沒有那種故作謙恭的傲慢，這反而是那些做大事情的小人物常有的表現。
有關重大問題的決定都是戴高樂一個人做的。他不認為自己有所羅門王的智慧，但是他的確相信他有所羅門王的判斷力。他總是先調閱相關問題的「所有文件」，運用他非凡的能力，了解一切應該知道的事物。
他在談話或思考問題時從不草率行事。他也許會做出不正確的結論，然而他有罕見的本領，能把事情從頭到尾考慮透徹，然後以令人信服的邏輯發表意見。
戴高樂將軍是個靠門面塑造出來的人物，但卻不是個虛假的人物。門面後是個才華出眾訓練有素的人物。
在他的《戰爭回憶錄》一開頭，戴高樂就宣稱「在我的一生中，我總是無時無刻想到法國。」
原本想將自己在書中劃線的句子，都引用進來，但想不到「貼近現況」的描述太多，只能先摘錄尼克森對邱吉爾與戴高樂的觀察，本書另一段對周恩來的側寫，也有談到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精彩分析。
時代雜誌選出邱吉爾為「半世紀風雲人物」，也是BBC民調中最偉大的英國人，而戴高樂將軍則是法蘭西精神的象徵，拿this man與兩位名留青史的人物相較當然有點不倫不類，若是做不到上述的偉大領袖的原則，還不必過於責難，但在世紀水災，救災如作戰的情況下，馬英九總統卻是與上述標準「背道而馳」，這時以尼克森的話語形容，就不只是「庸碌平凡」，而是一位「渺小」且不值一提的「領袖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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